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论纲试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上位范畴
内容提要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立足中国的实践，提出新观点、发现新范畴、构建新理论。面对各种不同的理论见解，必须找到共同的上位范畴—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国民经济在政治经济学中的淡出，有其历史原因，但始终是经济生活中的客观存在。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作为上位范畴，不但自身有着丰富的理论内涵，而且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
２０２０年，中国共产党制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就要实现，距离理想的预期从来没有这么近，更增加了我们的道路自信。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得不面对现实经济中出现的一些资本主义初始阶段的现象，这些现象有悖于初心，令人揪心。正确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成功经验和科学解释面对的种种现实困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回答的理论问题。其中，发现新范畴、梳理和整合经济学概念是首要的工作。本文试图对此做一点尝试性思考，以进一步强化我们的理论自信。
一、当前经济理论存在的若干理论困惑
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遇到不少实践和理论的挑战。在我们致力于创建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必须直面我们在理论上存在的一些困惑。这些困惑主要有：
１．如何认识中国经济发展在改革开放前３０年和后３０年不能互为否定，发现其内在的一致性？
４．不同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共同基础和协同机制是什么？
５．社会主义劳动力是不是商品？如何认识现实中存在的劳动市场（或劳动力市场）？
６．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问与不问，政治经济学如何把握？
我认为，看似难以调和的认识分歧，只有找到其之所以能够存在的共同上位范畴，才能真正理顺它们之间的关系。这个范畴，我以为就是社会主义国民经济。
二、国民经济始终是一个客观存在
国民经济在中国经济史中始终是一个基本的客观存在。政权更迭、体制改革、方式转换、政策调整，说到底都是国民经济状况引起的，又以国民经济的新发展赢得历史存在权。
旧中国之所以被新中国所取代，归根结底是国民经济的衰败。
新中国之所以能够立足，就在于迅速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沿着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向，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基础。
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在中国的实践先后采取了两种经济体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尽管经济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不同经济体制承载的客体没有改变，发展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方向和道路始终如一。
指导中国经济发展、贯彻改革前后近７０年始终不变的是国民经济计划或规划，尽管其间表述有调整，计划（规划）的作用力度和控制方式有根本的不同，但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对象主体始终未变，也不可能改变。
周恩来总理在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谈到两步走战略构想时，提出：第一步（１９８０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２０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当党的工作重心偏离经济建设时，１９７５年，邓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特别强调“一定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１９７８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形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
改革开放后，从发展是硬道理到科学发展观，再到五大发展理念，其内在一致的逻辑和不变实质，都是对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认识和把握的不断丰富和深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一系列方针政策，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既定目标
到精准扶贫任务的落实；从新常态的判断到供给侧改革的决策；从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的实施到“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的推进，其核心和实质都可以归纳到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理论范畴。
从国际上看，尽管很少见到国民经济的概念，但还是以“经济体”的概念清晰地表明各国国民经济之间的明确边界。经济体与国民经济有着很大的同一性，除个别情况外，经济体就其主要的内涵和边界来看，也可以理解为国民经济体。
虽然在社会主义实践中，从国民经济计划到国家统计体系始终离不开国民经济的概念，但国民经济却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理论阐释，以致国民经济的概念从我们的经济理论中逐步淡出。
国民经济概念在经济理论中的淡出，是有其历史原因的。
首先，对最初英国人和法国人称作的政治经济学，德国人就称为国民经济学，德国人认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系统地研究国家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和手段来管理、影响、限制和安排工业、商业和手工业，从而使人民获得最大福利的科学。因此，政治经济学也被等同于国家学（马克思、恩格斯，２００９）。而亚当？斯密认为，政治经济学是关于物质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规律的科学。斯密体系的进步在于“普遍的人类的斗争”有必要使“地域的和国家的小算盘退居次要的地位”，“从而使问题涉及全人类的范围”（马克思、恩格斯，２００９）。因此，斯密以后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超越国家范围的经济学，国民经济自然就淡出了经济学的视野。如今，我们在西方经济学中很难觅见国民经济概念的踪影。
其次，指导我们经济实践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和预见人类发展趋势的。恩格斯指出，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他不知道，他的全部利己的辩论只不过构成人类普遍进步的链条中的一环。他不知道，他瓦解一切私人利益只不过替我们这个世纪面临的大转变，即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开辟道路”（马克思、恩格斯，２００９）。因此，以揭示现代社会经济运动规律为己任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自然也是被抽象掉的。《资本论》中，除了对工资的国民差异做过简要的分析外，整个理论体系都是在超越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抽象分析中搭建的。不但对现实的经济关系分析，抽象掉了国民经济，而且对未来社会发展趋势的预测，也抽象掉了国民经济；马克思认为，是几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进入社会主义。
最后，也是最为直接的影响因素，是中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转换到市场经济的影响。在计划经济时期，国民经济的概念一直是主体概念。直到改革开放初期，国民经济的概念都一直得到强调和凸显。但在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下，计划概念逐步消退，市场概念迅速上升，以致市场经济的概念取代了国民经济概念的地位。虽然以国民经济计划学为基础转化过来的国民经济学在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目录下得以保留，但只是在应用层面；在我们基础的理论经济学中，再也见不到对国民经济的理论论述。国民经济概念从经济理论的淡出，是我们政治经济学出现许多混淆迷乱的重要根源。
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马克思、恩格斯，２００９）。国民经济正是这样一个范畴。当前，“美国优先”、英国脱欧、欧美保守主义抬头的倾向，以及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地出现，一再提醒人们国民经济范畴的客观存在。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民经济，更不应该游离理论经济学的视野。否则，用高度抽象的经济学范畴和原理不经过一个离现实更近的中间范畴去直接说明现实，就会遇到一开始我们讲的种种理论尴尬。理论无疑是抽象的，但抽象的程度也会受到历史的制约，也会分为不同层次的抽象。例如，离开国民经济这个中间层次的理论抽象，就很难理解和把握现实生活中的政府与市场。其实，政府和市场的选择和组合，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从来都是服从于国民经济的。
理论抽象不能脱离现实存在。既然国民经济是一个客观存在，特别是社会主义的实践，还不可能有各国普遍的实践基础，只能在一国或多国先行探索，那么，国民经济的范畴就更不应该被抽象掉。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我们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根据中国国情做出的理论判断；我们强调中国特色，是着眼于中国自己的事、走中国自己的路；一些学者提出中国经济学，其合理性我认为也在于它反映了理论对中间层次抽象的客观要求。当然，我不太同意中国经济学的提法，因为理论必然要超越具体，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应该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学，应该是一种经济形态（或生产方式）的经济学；我们在探索区别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新经济形态时，抽象出超越国别的国民经济的中间层次的抽象是必要的，指出这种经济形态的性质更是必要的。这种理论抽象，离不开对一个具体的国民经济的“解剖”。
人类实践的具体，也离不开理论的抽象。我们经济生活中，许多的具体是按抽象的理论塑造而成的。社会主义的实践更离不开理论的抽象。科学的理论抽象促进具体的科学发展，片面的或错误的理论抽象，会影响具体的实践进程。
尽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后，国民经济实际上一直是客观存在的核心范畴，但政治经济学却没有把国民经济作为上位范畴。因此，当我们一方面要从理论上论证中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另一方面不得不选择能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市场经济时（也包括当时中国要加入世贸组织面临的外在压力），就创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是可以存在的，其内涵只能是指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而且是以公有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国有企业的市场主体作为制度保证的，而不能简单理解为市场经济具有社会主义性质。把市场经济本身分为资本主义性质的和社会主义性质的，不但在理论上讲不通，与我们当初把市场经济中性化的理论处理相背；而且对现实也缺少解释力。中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应该体现在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的帽子只能戴在国民经济的头上。
当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关注点聚焦于一国的经济，而主要不是在探求跨国的普遍和一般经济规律时，国民经济的范畴无疑应该处于理论范畴体系的上位。即使经济理论着眼于整个人类或某种形态时，国民经济依然是一个基本范畴而不能视而不见。
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上位理论范畴。它不但规定了国民经济的性质、品质、规模、结构和发展方向等宏观总体特征；而且还包揽着国民经济的微观基础、地区和部门的中观系统、编制经纬的组织体系和宏观运行机制等，特别是经济运行和调控方式的选择和组合。不把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范畴说清楚，就很难以抽象散乱的经济学概念厘清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
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基本原理，首先就体现在国民经济层面上。社会主义所特有的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基本经济规律、有计划按比例规律、按劳分配规律也必须在国民经济的运行中得以实现。其实，价值规律也主要是在国民经济中实现的。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是高于市场、政府、价格、税收、工资、利润、货币、金融、企业、成本、盈利等的上位范畴的。有了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概念，再去看人们争论不休的观点，就可能发现一个新的、人们可以共同讨论的理论出发点。
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包括两个有机融为一体的基本内涵：一个是国民经济，另一个是社会主义。我们首先要弄清国民经济的概念。
正如前面所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很难找到对国民经济的确切表述。我只是在《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１９８８）中发现了对国民经济的解释。该辞典把国民经济解释为：“一个现代国家内各社会生产部门、流通部门和其他经济部门所构成的互相联系的总体。”认为：工业、农业、建筑业、运输业、邮电业、商业、对外贸易、服务业、城市公用事业等，都是国民经济的组成部分。并指出：随着生产社会化的发展，国民经济的各部分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科学技术事业、文化事业、教育事业、卫生保健事业等，虽然本身不是经济部门，但是它们的存在和发展同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社会主义国家往往也将它们包括在国民经济计划的范围之内。该辞典还就国民经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不同性质的国民经济、国民经济体制、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等概念做了解释。当然，这些解释带有很大计划经济的色彩，但其主要内容至今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需要与时俱进的是，对这些概念给予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解释，而不是淘汰这些概念本身。由此，我们也深深感到，国民经济范畴从经济理论中淡出，是一件多么令人尴尬的历史遗憾。
今天的市场经济与昔日的计划经济有了很大的不同，但国民经济不但依然存在，而且对市场经济下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理论阐释更为迫切，也更具挑战性。
国民经济可以有不同性质：资本主义国民经济和社会主义国民经济。
计划经济时期，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主要表现为：为最大限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需要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为避免生产无政府状态和周期性经济危机，国民经济实行计划经济；为防止阶级分化，国民经济实行按劳分配。但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和社会主义的实践都证明，一个国家统一的国民经济的形成，离不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中国在资本主义没有充分发展的前提下，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虽然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保证了国民经济的整体性，但各环节、各地区、各部门之间的经济联系并没有建立起来，国民经济内在统一的有机联系尚未真正形成。中国发展市场经济，其真正的意义，除大力发展生产力外，恐怕就在于要完成国民经济以内在有机联系为基础的整体性。但我们不应该只强调放开搞活，而忽略规范有序，有效防止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避免经济危机。
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和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必定有着实现机制的不同，但社会主义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和奋斗初衷不应该改变。因此，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就是要看国民经济在总体上是否有效克服了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是否有效防止了周期性经济危机？国民经济是否惠及广大人民群众，防止了阶级分化？国民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制度创新，是否有效遏制了唯利是图、假冒伪劣、投机倒把和破坏资源、恶化环境？这些是检验国民经济是否具备社会主义性质和社会主义实现程度的试金石。
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国民经济，可以呈现出不同的品质。有独立完整的
国民经济，也有残缺不全的国民经济、依附型国民经济；有军事化国民经济，也有资源型国民经济、金融帝国国民经济等。社会主义国民经济首先应该是独立的、完整的、安全的，结构优化、运行有序、充满活力、财富持续增长的国民经济；同时应该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民生主导的、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消除贫困、公平正义、充分释放活力，每个人都有机会施展才能的国民经济。
我认为，计划经济时期的国民经济社会主义性质，主要表现为出发点；而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主要表现为实现结果。具体主要看两条：其一，国民经济的品质；其二，社会主义的实现程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必须立足中国的实践，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
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范畴正是按照这样的指导思想提出的。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范畴一旦建立，我们就可以发现它的理论价值。以这个范畴审视社会主义实践走过的路程，可以发现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科学揭示社会主义事业的规律；以这样一个范畴观察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可以避免一些无谓的争论，走出形而上学，以科学的认知形成共识；以这样一个范畴去领悟党中央的一系列决策和理念，可以坚定我们的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以这样一个范畴去探索民族复兴的圆梦之路，可以在政治经济学中拓展出我们特有的文化自信。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设来说，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以下几方面意义：
与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同，以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为上位范畴，顺理成章地按照国民经济和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整体性、结构性、目标性、计划性、开放性、安全性及其决策结构、信息系统和动力机制等谋篇布局，展开对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基本内涵、形成背景、演进规律的深入分析。直面现实，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贯彻运用其中，使理论更加生动。
我们可以看到，与过去只是抽象使用经济的概念不同，国民经济更加强调以国家为边界的经济全局性、国民经济利益的整体性、国民经济活动的关联性、国民经济结构的系统性、各地域各部门经济的协调性等。当然，经济可以涵盖国民经济，但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范畴针对性更强，更有利于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实践过程，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更加生动。
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范畴首要的理论意义，就是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对国民
经济的领导权和核心地位。党对国民经济的领导，首先体现在为国民经济指出了发展方向、发展理念，制定了发展目标、发展战略。只要我们认真领会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两个一百年的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及其坚定不移的推进过程，就不难发现，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第一个特征，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个特征超出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特征。中国经济的改革发展是由党的方针政策所推动。这些方针政策是根据中国国民经济的实际情况所制定的，正确与否要通过实践来检验。方针政策本身还不是理论。政治经济学的一大任务，就是要把经过实践检验的方针政策学理化，给予理论的归纳。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范畴的确立，有利于将党在指导国民经济发展过程的新认知、新理念上升为新理论，丰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三）充分吸收６０多年社会主义实践的宝贵经验，丰富理论宝库
理论发展不能割断历史。习近平同志关于“不能用前３０年否定后３０年，也不能用后３０年否定前３０年”的论断是非常科学的。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范畴，涵盖了新中国对国民经济发展规律的探索，是一个有机的统一过程，各个阶段都有成功经验，也都有失败教训；成就坚定了信心，弯路为下一步探索提供警醒；全过程都在不断总结中，修正错误，提高认知水平和把控能力。这个范畴的确立，有利于将６０多年实践的宝贵经验上升为理论。当然，改革开放后３０年，我们党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有了更深刻、更自觉的认识和把握，但前３０年的实践，同样为我们留下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和认知。例如，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责权利相结合的责任制等，都触摸到了现代经济管理的真谛，值得我们珍惜和传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整个实践过程都应该作为宝贵的理论资源。更为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范畴还意味着对未来的指向，这样一个上位范畴，超越了计划与市场，不但覆盖了两个３０年，还将覆盖两个一百年，贯彻于民族复兴的圆梦过程。
计划经济时期，我们主要是按照社会主义原则构造我们的经济体制、推动经济发展的；改革开放时期，我们主要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为宗旨，改革原有经济体制、推动经济发展的。其最终目标是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的要求。这里始终离不开社会主义原则和社会主义实现机制的关系。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范畴的提出，使我们可以更加明确地探索两者的关系。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基础功能是满足民生并不断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但只是遵从原则，如果经济停滞、民不聊生，再好的理想也难以为继。发展是硬道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必须使人民切实改善生活，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同时，为了发展可以解放思想、改革体制、调整政策、采取各种灵活变通的措施，以适应现实的生产力基础；但发展不能背离社会主义的初衷，走向邪路。因此，直面与社会主义原则相悖的种种现象，政治经济学必须给予科学的理论解析、提出对策。在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范畴下，探索社会主义原则在市场经济中的实现机制，是政治经济学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
为了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选择了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乃至决定作用，但必须对市场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不能将其神圣化。在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上位范畴下，市场只是一个派生的次级范畴，正如邓小平指出的，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我们之所以选择市场经济体制，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两点：
其一，塑造市场主体，在竞争机制中释放一切市场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进取精神和冒险精神；激发各种市场要素的动力、迅速增加国民财富，使国民经济充满活力。
其二，编织经济联系，在公平的市场环境下，各种资源要素，通过竞争，在企业之间、部门之间自由流动，完成平均化资源配置，形成自然的经济联系，让价值规律把整个国民经济编织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但我们也必须清醒看到市场的功能缺陷，这些缺陷，也在威胁着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除众所周知的市场失灵外，以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眼光看，市场还存在以下缺陷：
其二，市场是以个体利益驱动的，任何一个市场主体都不会且不可能为国民经济的整体利益负责。
其三，市场约束是经济利益的约束，不会自动完成“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马克思、恩格斯，２００９）。
其四，市场只服从竞争的权威，会抵消国民经济的目标。
因此，在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范畴下，就需要提升对市场经济的自觉性。必须明确：对市场经济，我们要的是什么，如何才能得到？我们不能要什么，如何才能有效防止、避免或减轻市场经济的弊端？这是政治经济学所必须回答的。
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的规定性决定了国民经济的目标性。而目标性是市场经济的短板，必须以国民经济的计划性为保证，以计划性引导和约束市场经济。刘国光在这方面做了深刻论述：政治经济学教材重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有“有计划”性，很有必要（刘国光，２０１６）。事实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计划性从来也没有消失。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指导中国经济发展、区域发展、城市发展中，反复强调了计划、规划的作用，更体现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计划性的自觉把握。
为了解放生产力，推动改革开放，适应市场经济，我们对基本经济制度进行了调整，强调大力发展非公经济；为了确保社会主义性质，我们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提出两个“毫不动摇”。在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范畴下，我们会对这一基本经济制度有更为深刻的认识和把握，更为具体地理解这种制度安排的根据。特别是，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国有企业市场主体的地位与作用都是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所要求的；而不是只有非公经济才适应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客观要求，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必然选择。
中国经济学界，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到西方经济学，分别使用着不同体系的范畴，也有相互交叉、彼此借用、跨界融合的现象。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范畴的提出，有利于对各种概念梳理整合。
我们在经济理论讨论中，存在着从不同学派的不同角度出发，各说各话的现象，当然也有不同立场的不同主张。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范畴的提出为不同的观点提供了一个共同的学术平台。如果大家都主张要把中国的国民经济搞好，都同意中国的国民经济要实现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大家就有了一个能够对话的共同基础和学术平台。这个平台，有利于政治经济学的学术繁荣、有利于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当然，如果对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范畴不同意，就另当别论了。
我国经济学的研究中，有两种倾向值得注意：其一，是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其二，是脱离实际的政策辩护。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范畴的提出，使我们的理论研究必须直面现实，把握国民经济运行中的实际情况、真实数据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
对我们现实中已经出现的种种问题，必须给予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回答。如“三去一降一补”政策针对的产能过剩和脱实向虚问题，是如何形成的？在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中，是可以避免的，还是不可避免的常态？如果可以避免，如何进行制度创新？如果不可避免，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尽可能减少其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力和破坏力？这些理论分析，政治经济学不可回避。
（十一〉吸收中国的民族文化，拓展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空间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和振兴，必须有与之对应的经济基础，这个基础就是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范畴的确立，不仅为民族文化找到了经济基础，而且，也为政治经济学
的发展拓展了中国文化的空间。
政治经济学是一个开放体系，关注和揭示人类发展的规律。我们强调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就是从现实出发，首先坚持服务国家、立足民族、立足解决中国的问题；把中国的问题解释清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有了强大的理论生命力。与此同时，关注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趋势、新问题，融入世界，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成为世界经济的组成部分，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１］马克思、恩格斯，２００９，《马克思恩格地文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马克思、恩格斯，２００９，《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５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３］刘国光，２０１６，《４５位著名学者纵论政治经济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