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陈昌盛

2022年9月27日，以“构建数据要素新生态 服务经济发展数字化”为主题的数字发展论坛在伏羲智库北京办公区召开，论坛由中国互联网协会主办，数字发展委员会、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伏羲智库联合召开。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陈昌盛以“数字经济正在重塑宏观管理框架”为题发表主题演讲。

以下为演讲全文：

过去的十几年，全世界都在讨论数字经济，中国的数字产业、数字企业也都在快速发展，但很少有人从宏观角度讨论这个问题。当前我们政策上面的一些撕扯，跟对数字经济的一些基础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在宏观上的影响讨论不充分有很大的关系。

一、最活跃要素主导的增长框架

在大致梳理了过去上千年经济发展的框架基础上，我们提出来一个“最活跃要素”概念。不管什么时代，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最活跃生产要素要有足够的连接性，并且达到能够促进增长的规模。农业时代是土地，工业时代是资本，数字经济应该数据。

最活跃要素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国民经济中资源配置往往围绕的这一要素展开，或者围绕其展开的活动成长性最好、经济规模最大，经济结构调整更多依赖该要素实现；第二，这一要素具有广泛的连接性，一旦进入经济循环，往往引发组织模式和交易形态变革，并成为最重要的技术进步和技术扩散策源地；第三，成为拓展经济增长可能边界和引发经济波动的主要来源。农业时代，土地不能跨时空配置，到了工业时代，资本可以进行跨时空配置，资本主导的经济能够实现爆发式的增长与要素能够实现跨时空配置的特性密不可分。到了数字时代，数据要素不只能够跨时空配置，数据可以创造无数个虚拟空间，创造全新的价值形态，此外，数据要素具有非竞争性特点。数据要素在跨时空、跨域上展现出了完全不同于其他几类要素的特征，必将引发新的经济增长形态。

二、对数字经济的“八大观察”

我们现在宏观上的观察到一些数字经济带来的反常，其实是因为我们用的是工业经济的思路和认知来看这一新问题。时间关系，今天我简要分享八个观察：

第一个观察：从“所有权”到“可及性”，所有权重要性相对下降。工业时代产权是市场经济的基石，产权界定清楚以后才有交易，才有一系列事情发生，但是数字经济时代你会发现，先确权再进行交易这种模式走不通，数字经济创造价值的流程不是这样的。工业时代所有权的竞争，对应到数字时代，其实是数字感知、价值挖掘能力的竞争，在数字时代所有权细化为很多项小的权力，比如说访问权、存储权、收益权等等。另外，所有权是价值创造的末端而非开端，一个数字价值创造的商业模式，应当先实验这个模式在商业逻辑上是否可行，往往实现价值后再需要做确权，而非先确权再推行商业模式。当前，对数据确权基础性制度的讨论需要更务实的研究，如果讨论不够充分，这将会是一个夹生的制度。

第二个观察：从“S曲线”到“J曲线”，技术创新机制在重构。数字时代到来以后，最本质的特征就是技术迭代和知识交流的速度大幅度提升，无数条技术创新的“S曲线”快速迭代以后，形成的新的技术演进路径其实是“S曲线”的包络线，即“J曲线”，这意味着数字时代的创新机制与传统工业时代的机制不太一样。同时，这一新的创新机制内也会产生新的波动机制，可能是周期性的技术泡沫，在经济数理模型上对应的可能是所谓的复杂系统，要么快速演进，快速创新，也可能突然坍塌。

第三个观察：从“不可积累”到“可积累”，时间定价变得十分重要。经济学经典的模型对时间的处理都很简单，认为时间是不可积累的。例如，在现实生活中，原来我生产一个遥控器工作了6个小时，这6小时转化为劳动价值储存在遥控器里面，这个6小时永远消失了，不可在积累。而现在不一样了，比如说我们今天开了一个会进行知识交流，如果把这个场景交给另一位数据开发人员，他可能将这个场景定义为一群人的聚会，去研究这群人在同一个时间段内心跳脉搏的差异，去开发社交健康类产品。同样一个场景可以被储存为无数的碎片，随时供人调用，去服务于不同的创新。这意味着时间从“不可积累”变为“可积累”了，时间定价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这可能对经济增长带来重构性影响。

第四个观察：从“抵押品”到“信任机制”，信任创造模式重构。现代金融体系的本质是跨时空配置，但是它没有逃脱对抵押品高度依赖的限制。为什么十个周期九个都是由房地产引发的？核心原因在于过度依赖土地与土地溢价的抵押机制。所谓的信用周期或是经济周期，很大程度上是信用抵押品价值投资的周期。但是，数字时代下信用机制发生了变化，信用不再过度依赖抵押品，不管是通过区块链还是其他什么技术，我们有更多可用的信用信息，可供形成去中心化的信用机制，数字信用在信用关系中作用越来越大。这就是数字时代高信用、去中介的信用创造模式，将改变传统的信用周期特征。

第五个观察：从“市场份额”到“可竞争性”认定，市场结构规制重构。当前垄断法对市场结构的界定是什么？往往看市场份额，比如单个企业市场份额超过50%、两个企业份额超过60%或三个企业份额超过70%，就可以认定为垄断，这个界定放在工业经济可能是对的，放在数字经济不一定成立。前一段时间，我们研究了中国一万个APP，把它们分成十六类，其中有十三类的头部企业占份额都超过50%，那是不是以为这他们都是垄断呢？答案应该是否定的。数字经济下衡量一个市场是不是垄断，要看它的可竞争性，而不是看它的市场份额，这是对市场结构评判规则的重构。

第六个观察：从“长期岗位型”到“灵活任务型”，就业体系加快重构。科斯定理决定了企业为什么存在。因为内部交易很复杂的，难以全部市场化交易，所有企业存在，并雇佣大量员工。在这种情况下，工业经济中劳动成果其实没法完全考核，劳动收益和投入无法精确匹配，所以就业往往对应的是企业或单位的一个岗位。经济学所有的体系，社保体系、就业救助体系全部是围绕模糊的劳动岗位展开的，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也建立在这一劳动就业合约基础之上。现在灵活就业来了，当数字化足够高了以后，可以把工作任务很明确地数字化，很严格地界定劳动者的任务导向，评估劳动者的分时工效，劳动变成了“灵活任务”。劳动数字化的这些新变化与原有的就业体系不适配，与凯恩斯的就业货币通论等宏观经济学理论也不适配。有人测算，我国灵活就业人员规模已高达两亿，这将对现有就业体系带来新的挑战。

第七个观察：“大而不倒”到“过渡连接而不能倒”，宏观审慎框架重构。社会经济系统的重要性、稳定性需要重新认识，宏观监管框架和评估框架都需要重构。过去宏观审慎管理，首先看个头，大的就是管理的重点，抓大放小。数字时代，连接性比规模更重要，有的企业规模不一定很大，但他在网络中或网络节点的位置很重要，也会对系统产生很大影响。

第八个观察：从“一般均衡”到“复杂涌现”，宏观经济学基础模型重构。一般均衡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基础，强调经济运行会努力向均衡状态回归。这是一种传统物理学世界来理解经济运行。但现代经济学模型解决不了数字经济中出现的新问题，大量数字经济中的涌现和演化问题，一般均衡处理不了，数字经济领域呈现出很多生物学特征。这就需要对宏观经济学基础理论框架进行重构，引入新的“数字经济范式”。